近几年，常常行走在关河之间，几度车过敷水，而在春天，但见太华似莲，山色如玉，苍翠葱茏，列嶂如屏；渭水东流，汇泉纳溪，漠漠茫茫，奔涌入河。秦岭北麓与渭水南岸，土地肥沃，绿云遍野，一望无垠……
敷水，今罗敷镇，《汉乐府》中有“秦氏楼”，唐代呢，则是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交通要道上设立重要的驿站所在地之一，严耕望先生说：“由华州东北行经东石桥十五里至汉沈阳故城（今华州区瓜坡镇故城村一带）北，又十五里至敷水店，置敷水驿”（《唐代交通图考》）。
驿，即驿站，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机构。
驿站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官·遗人》）。西汉更加重视交通建设，在全国各地修筑驿路、列置驿站，以达王命，也便利于行旅，班固在《汉书》记载：“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汉书·西域传》），其驿站的设立，已经远至西北边疆。
唐代疆域辽阔，“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地理志序》）。为了巩固疆土，唐廷比任何其他朝代都更积极致力于交通，使驿道“举天下四方之所达”（《新唐书·百官志》），其主干道是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横贯东西的大道，并以此构成了全国巨大的道路网络。
驿站则是交通网络的联结点，其间距仍然为“三十里一驿”，全国驿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唐六典》卷五）——“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两京之间的大道，熙熙攘攘，用杜甫的话来形容，“华惟襟带，关逼辇毂，行人受辞于朝夕，使者相望于道路”（《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敷水驿因其所处的重要交通地理位置，属于等第较高的驿站。
唐代重视驿站建设，“丰屋美食”“盛于古制”（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且“长廊虚槛，连接大厅；怪石修篁，罗列其所”（李骘《徐襄州碑》），这虽然是描写其他地方的驿站建制风貌，也可以此推想敷水驿的建筑之大概，至少能得其大半吧。
中唐期间，关河之内的这座驿站曾经发生过一件朝野震动的事件。
元和四年（809），与白居易齐名的“新乐府”大诗人元稹，在宰相裴垍的推荐下，拜监察御史，奉命充剑南东川详覆使，查办泸川监官任敬仲的贪污案，在审办此案过程中，获悉剑南东川节度使扰民等严重问题。他把这些写成长篇弹状上奏，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赞扬：“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赠樊著作》）
元稹虽然“举奏不避权势”，但是，这些节度使“权势”，“多是朝廷亲情”（白居易《论元稹第三状》），与朝廷内的宦官集团利益紧密勾连，而唐代藩镇与宦官集团之祸，德宗后期皆成积重之势，他自然不是这两大势力的对手。元和五年（810），元稹被唐宪宗召回长安，按照其自己的话说，落了个“罚俸得西归”（《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三月六日至陕府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怆曩游因投五十韵》）。
返回长安途中，元稹行至太华山右，天色已晚，“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棰击稹，伤面”（《旧唐书·元稹传》）。所谓内官，是指在皇宫内服务的官员和侍从。《新唐书》内，打人者姓名作仇士良，其人阴狠且有手段，“顺宗时得侍东宫。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干了不少坏事，“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后被“诏削官爵，籍其家”，这是后话。
监察御史先宿驿站，再说，以官位论也应该使用驿馆的上厅，而宦官仗势欺人，强行要求元稹让出上厅，遭到拒绝，恼羞成怒，居然动手殴打监察御史，制造出这个荒诞剧。闻悉此事，白居易立即上《论元稹第三状》指出，“承前以来，未有此事”，又说，“中官有罪”“御史无过”，为元稹申冤。然而，因借助宦官而上位的唐宪宗，初有励精图治之举，出现短暂的“元和中兴”的景象，却根本不敢触动宦官势力。“帝不直稹，斥其官”（《新唐书·仇士良传》），把元稹远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从此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唐以后，宦官已经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专横跋扈，不仅参与朝廷军国大事，而且操弄皇帝于股掌之中，自然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元稹之所以敢于当面“硬顶”宦官，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强烈流露。因此，敷水驿事件，被赋予政治博弈的象征意义。
“雕琢为世器，真性一朝伤。”（韦应物《咏玉》）遭遇敷水驿事件后，元稹的思想倾向与人生态度发生了断然的转化，标志着其从理想主义文人向现实官僚的蜕变，其诗风呢，也不再有之前与白居易共同倡导的“讽喻诗”那样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而趋向个人情感抒发，这与其个人经历和性格弱点密切相关，在此就不多说了。
诗意落实于大地。
行旅是古代人生活的重要方式，驿站犹如旅程的逗号，陌生的时间与空间，蓦然使人有了极端的新鲜感，尤其是敏感而又富才华的诗人，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感触与兴致。一部唐诗史，其中不少杰作吟成于路途，“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绾别离”，驿站成为诗人寄意审美的主要载体。
敷水驿，河山形胜，景物幽美，又有久已流传的“陌上桑”故事，自然勾连起诗人的无穷想象，比如，权德舆的五言绝句《敷水驿》以极简笔法勾勒驿站的时空意象：“空见水名敷，秦楼昔事无。临风驻征骑，聊复捋髭须”，虽然简短，但意境深远，通过敷水地名的文化考索，表达出对旅途的感慨，透露出诗人淡淡的惆怅与无奈，同时也有一种对自然与人生的豁达态度。
著名诗人刘禹锡路经敷水驿，墙壁间看见舅父先前在此所遗留的题诗，因而作《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诗云：“昔日股肱守，朱轮兹地游。繁华日已谢，章句此空留。蔓草佳城闭，故林棠树秋。今来重垂泪，不忍过西州。”诗中的“股肱守”，典出《史记·季布传》，布为河东守，孝文召他并留邸，说：“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西州”，见《晋书·谢安传》，“羊昙者，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诗人感慨时光流逝、繁华不再，以“蔓草佳城闭，故林棠树秋”的荒凉景象烘托出诗人此时无限的伤感。
窦牟的七律《晚过敷水驿却寄华州使院张郑二侍御》，云：“春雨如烟又若丝，晓来昏处晚晴时。仙人掌上芙蓉沼，柱史关西松柏祠。几许岁华销道路，无穷王事系戎师。回瞻二妙非吾侣，日对三峰自有期。”则以春雨、芙蓉、松柏等意象勾画驿站景观：“春雨如烟又若丝，晓来昏处晚晴时”——烟雨朦胧的敷水驿成为诗人寄托友情的载体，尾联“回瞻二妙非吾侣，日对三峰自有期”，更将地理景观（太华山三峰）与政治抱负相勾连，体现出中唐士人的精神追求。
晚唐时期，各藩镇之间不断火拼，太华山至华州，社会境况相对安宁，不少社会贤达和名流，隐居在敷水附近。这从晚唐著名诗人贾岛的《送唐环归敷水庄》，就可以看出端倪：“毛女峰当户，日高头未梳。地侵山影扫，叶带露痕书。松径僧寻药，沙泉鹤见鱼。一川风景好，恨不有吾庐。”他说，在敷水，可以望见毛女峰，太阳高高升起，毛女峰像是还没来得及梳妆的样子；地面被山的影子慢慢覆盖，山中树木满布晶莹剔透的露珠；松间小路上，一位老僧正在寻找草药；清澈的沙泉旁，仙鹤正在捕鱼。两岸风光如此秀美，只遗憾这里没有我的住处。
罗隐有《罗敷水》，云：“雉声角角野田春，试驻征车问水滨。数树枯桑虽不语，思量应合识秦人。”诗人以罗敷水为背景，借枯桑的意象表达了对历史的追思，诗中“思量应合识秦人”暗含了对往事的怀念。而在《途经敷水》诗中，许浑写道：“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全诗以敷水驿为背景，描绘了春天的景色，同时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罗隐与许浑为了追求显达，奔走两京之间，也许不愿意或者并未停脚敷水驿，却为敷水留下了如此优美的诗篇。
大约是会昌元年（841）仲春，文采飞扬的大诗人温庭筠从长安返回旧乡吴中，经过敷水驿，而此时桃花盛开，心有所触，写出《敷水小桃盛开因作》五言律诗：“敷水小桥东，娟娟照露丛。所嗟非胜地，堪恨是春风。二月艳阳节，一枝惆怅红。定知留不住，吹落路尘中。”——此诗借桃花以抒怀，通过描绘敷水边桃花的盛放与凋零，暗含诗人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寄托了作者对美好易逝、理想落空的悲慨，诗风哀婉而深沉。
山水依旧，却寻觅不见敷水驿的“旧苑荒台”，也许早就灰飞烟灭于历史上的战乱年代，犹如曾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壮阔的长安京城一样，其气象概貌只留存在史与诗的字里行间。是呵，一切在时空中出现，而一切又在时空中隐身。
沿秦岭北麓，依黄河南岸，而出潼关，即进入中原大地，“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白居易《从陕至东京》），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仅仅八百三四十里路程，旅人却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方可抵达。而今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若是驱车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至洛阳，也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乘坐高铁呢，谈笑间便可到达，不必似唐代“山一程，水一程”，程程都在时光里煎熬。世事变化真快，交睫之间，往返大千。不过，是否也缺少了“西来为看秦山雪，东去缘寻洛苑春”（白居易《京路》），“春风敷水店门前”（白居易《华州西》）的浪漫而优美的诗意？
敷水驿在唐诗中的多重书写，既展现了地理空间如何通过文学想象转化为文化符号，也承载着唐代文人的政治与生命轨迹，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更深一层说，太华山——敷水一带，储存的古代文明太丰厚了，足迹所至，仿佛能听到被荒凉尘土遮掩的历史深处的回音，正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的感叹：“在这尘土的后面，或是底下，却有着生命的脉动”……
原标题：《敷水驿往事：唐代驿站的政治与文化缩影 | 柏峰》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张滢莹
来源：作者：柏峰
